约公元前145年

司马迁出生于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记录史事及国家典籍，这为司马迁日后继承父业奠定了深厚的家学基础。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自称“迁生龙门”，龙门即今韩城附近的黄河龙门。据资料显示，关于司马迁的生年，学界存在“公元前145年说”与“公元前135年说”两种主要观点，前者主要依据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的记载，后者则依据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的推算，目前史学界多采用公元前145年说。其早年经历记载不详，但可以推断他成长于一个具有浓厚史学与学术氛围的家庭，接受了良好的早期教育。

约公元前136年 ~ 约公元前126年

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安排下，开始了广泛的游历与实地考察。据《太史公自序》记载，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次壮游历时约十年，足迹遍及今长江中下游、黄河流域及淮河流域。他考察历史遗迹，收集民间传说，核实文献记载，体验各地风土人情。例如，在会稽（今浙江绍兴）探访大禹的遗迹，在九疑山（今湖南宁远）考察舜的葬地，在曲阜感受儒家文化，在彭城（今江苏徐州）等地了解楚汉相争的战场。这次游历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积累了丰富的一手资料，为其日后撰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实证基础，也体现了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史精神。

约公元前126年 ~ 约公元前122年

游历归来后，司马迁入仕为郎官。郎官是汉代宫廷的侍从官员，负责守卫门户、出充车骑，也是储备人才的重要途径。在此期间，他得以随从汉武帝巡行四方，并奉命出使西南夷。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他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这次出使使他深入了解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风俗习惯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相关见闻后来被翔实地写入《史记》。担任郎官的经历，使司马迁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央朝廷的运作和汉武帝时期的重大政治、军事活动，为其历史书写提供了高层政治视角和当代史素材。

公元前110年

汉武帝元封元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因病未能随从武帝赴泰山参加封禅大典，深感遗憾与愤懑，在洛阳临终前召见司马迁。司马谈执其手而泣，嘱托他继承祖业，完成自己未能完成的论著历史的夙愿，并强调身为太史令的职责在于记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司马谈的临终遗命对司马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俯首流涕”承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这一事件标志着司马迁正式将修史确立为自己的人生使命。司马谈本人已开始搜集资料并撰写部分篇章，其学术思想（如推崇道家）也对司马迁有所影响。有观点认为，司马谈的遗命是《史记》编纂工作的直接起点。

公元前108年

在父亲去世两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太史令官职虽不高（秩六百石），但掌管天文星历、占卜祭祀，并负责管理皇家图书档案（“石室金匮之书”）。这使他获得了阅读宫廷所藏大量典籍、档案、文献的绝佳机会。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他充分利用这一职务便利，“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开始系统整理、考辨史料，为《史记》的正式撰写进行全面的资料准备。同时，他亦参与修订历法等工作。太史令一职是其学术生涯的关键平台，使他能接触到最核心的历史文献。

公元前104年

司马迁与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等人共同向汉武帝提议并主持了改历工作。当时沿用秦代的《颛顼历》误差渐大，已不合天象。经测算，新制定了《太初历》，于该年颁布施行。《太初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统一的历法，采用夏正，以正月为岁首，并首次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体系，对后世农业生产影响深远。参与制定《太初历》是司马迁在科学领域的重要贡献，也体现了他作为太史令的职责。完成这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后，司马迁正式开始了《史记》的撰写工作，他在《太史公自序》中称“于是论次其文”，标志着《史记》编纂进入实质性创作阶段。

公元前99年

此年为汉武帝天汉二年，发生了影响司马迁命运的“李陵之祸”。李陵（名将李广之孙）奉命率五千步兵出击匈奴，遭遇单于主力，血战多日，终因矢尽粮绝、援军未至而兵败投降。消息传回，朝廷震惊。汉武帝询问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出于对李陵平时为人（“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的欣赏，以及对其孤军深入、以少敌多、战绩卓著却最终不幸的理解，为其辩护。他认为李陵投降是权宜之计，或许意在寻找机会报效汉朝。这番言论触怒了汉武帝，被认定为“诬罔”（欺君罔上），判处死刑。根据汉律，死刑可通过两种方式减免：一是缴纳巨额赎金，二是接受宫刑（腐刑）。司马迁家贫不足以自赎，亲友亦无人相助，为了完成《史记》的未竟事业，他最终选择了忍受奇耻大辱的宫刑。这一事件是其人生中最为惨痛的转折点。

约公元前98年 ~ 约公元前96年

司马迁被关入监狱，并最终被执行宫刑。出狱后，他被任命为中书令。中书令掌管宫廷机要文书，地位比太史令显要，但通常由宦官担任。担任此职对身心遭受巨大创伤的司马迁而言，是另一种精神上的折磨。他在《报任安书》中沉痛地描述了自己的心境：“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然而，正是这极度的痛苦与屈辱，激发了他强大的精神力量，将个人的悲剧升华为著史的动力。他引述历史上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等人逆境中发愤著书的事迹自勉，决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成《史记》。这一阶段是其思想发生深刻变化、创作进入高峰的时期。

约公元前93年

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字少卿）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利用担任中书令接近皇帝的便利“推贤进士”。司马迁迟迟未回复。直到任安因卷入“巫蛊之祸”被下狱判处死刑，司马迁才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报任安书》（又称《报任少卿书》）。在这封长信中，他详尽倾诉了自己因李陵事件而蒙受的奇耻大辱、内心的巨大痛苦与挣扎，阐明了自己之所以“隐忍苟活”而不选择自杀，是为了完成《史记》这部著作。信中系统阐述了他的著史宗旨、史学思想，并列举了《史记》的规模与构成（“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报任安书》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及《史记》创作动机最直接、最珍贵的文献，是一篇饱含血泪的自我剖白与生命宣言。学界普遍认为，至此《史记》的主体部分已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