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2世纪

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欧亚大陆东西方之间已存在零星的、间接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学界常称之为“前丝绸之路”或“史前丝绸之路”。考古证据显示，早在公元前若干世纪，产自中国的丝绸已通过草原游牧民族（如斯基泰人）的辗转贸易到达欧洲。例如，在德国斯图加特霍克多尔夫的一座公元前6世纪的凯尔特人墓葬中，发现了可能来自中国的丝绸残片。同时，新疆的小河墓地、阿尔泰山脉的巴泽雷克古墓群等地出土的文物也揭示了早期东西方在技术（如马车）、艺术风格（如动物纹饰）和农作物（如小麦、大麦）方面的交流。这些交流主要通过草原之路和绿洲之路的片段进行，缺乏统一、稳定和官方的组织，为后来张骞的“凿空”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139年 ~ 公元前126年

汉武帝为联合西域的大月氏共同抗击北方强敌匈奴，派遣郎官张骞率领使团出使西域，史称“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使团从长安出发，经陇西后不久即被匈奴俘获，遭扣留十余年。期间张骞“持汉节不失”，并娶妻生子，但始终不忘使命。后趁匈奴内乱逃脱，继续西行，先后抵达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锡尔河中下游），最终到达大月氏。此时大月氏已定居于阿姆河流域（今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一带），生活安定，无意东返复仇。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一年多，未能达成军事联盟，遂启程东归。归途中为避开匈奴，改走羌人地区，不料再次被俘，一年后趁匈奴单于去世内乱之机，携妻儿及随从堂邑父逃回长安。此行虽未达成预定政治目的，但张骞带回了关于西域、中亚乃至安息（波斯）、身毒（印度）等地的地理、物产、军事和政治情报，极大地拓展了汉朝的视野，史称“凿空”。

公元前119年 ~ 公元前115年

在汉朝对匈奴取得决定性军事胜利（如卫青、霍去病漠北之战）后，汉武帝派遣张骞进行第二次出使西域。此次目的主要是建立汉朝与西域诸国的外交与贸易关系，宣扬国威。张骞率领一支规模庞大的使团，携带大量金币、丝帛等财物，顺利抵达乌孙（今伊犁河流域）。他派遣副使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巴克特里亚）、安息、身毒、于阗等国。这些副使与当地政权建立了联系，各国也纷纷派遣使者随汉使回访长安。此举正式开启了汉朝与西域诸国官方的、经常性的交往。张骞第二次出使，标志着丝绸之路从一种潜在的、民间的交流通道，转变为在强大中央王朝支持和保护下的、有组织的国际交往网络，东西方大规模直接交流的序幕由此拉开。

约公元前105年 ~ 公元1世纪

随着张骞“凿空”和汉朝对西域影响力的增强，中国丝绸开始通过官方使节、商队大规模西传。据罗马历史学家弗洛鲁斯等人记载，公元前53年，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克拉苏率军与安息帝国在卡莱战役中惨败，安息军队在战场上突然展开绚丽的丝绸军旗，使罗马军团目眩，这被认为是丝绸首次引起罗马人强烈震撼的事件。此后，丝绸因其轻盈、华丽和舒适，在罗马帝国上层社会引发狂热需求，成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抱怨罗马帝国每年因购买丝绸、珍珠等奢侈品而向东方流失大量金银。丝绸贸易的巨大利润推动了整个丝绸之路沿线贸易的繁荣，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西传，而西域的葡萄、苜蓿、胡桃、石榴、良马（如汗血宝马）以及玻璃器、宝石等则传入中原。这条贸易通道的得名，源于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中首次提出的“Seidenstraßen”（丝绸之路）概念。

公元前60年

为管理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汉宣帝下令设立西域都护府，任命郑吉为首任西域都护，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附近）。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在西域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机构，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版图。西域都护府的职责包括统领西域诸国、颁行朝廷号令、调遣军队、征发粮草、保护往来使节和商旅、调解各国纠纷等。它的建立，为丝绸之路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政治和法律环境，极大地降低了长途贸易的风险和成本。在都护府体系下，汉朝修筑烽燧、驿站，建立屯田区，为商旅提供补给和保护。这一制度为后世历代中原王朝经营西域提供了范式，直到东汉后期因国力衰退而时置时废，但其对维护丝绸之路主干道安全与秩序的关键作用，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

公元73年 ~ 公元102年

东汉明帝时期，为重新经营因王莽之乱而中断的西域，派遣班超出使西域。班超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的胆识，率三十六人首先在鄯善国袭杀匈奴使者，威服鄯善。此后，他运用卓越的外交和军事才能，先后使于阗、疏勒等国归附汉朝。班超在西域活动约三十年，官至西域都护，他联合亲汉势力，打击匈奴及其代理势力，恢复了汉朝对西域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并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曾抵达波斯湾头，据《后汉书》记载，因安息商人夸大海上航行的艰险（有观点认为安息人为了垄断丝绸贸易而故意阻挠），未能继续西行。班超的经营，使中断半个多世纪的丝绸之路南道得以再度畅通，促进了东汉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巩固了汉朝的西部边疆，其个人传奇经历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素材。

公元2世纪 ~ 公元3世纪

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除了主干道（绿洲路）外，多条辅助路线和替代路线也发展起来，形成了复杂的网络。主要包括：1）草原丝绸之路：从蒙古高原经准噶尔盆地、哈萨克草原通往黑海北岸，主要由游牧民族控制，适合大宗货物和牲畜贸易。2）西南丝绸之路（亦称“蜀身毒道”）：从四川经云南、缅甸通往印度，再转接通往西方的海陆路。这条路线可能开通时间更早，用于运输中国的蜀锦、邛竹杖等。3）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如徐闻、合浦）出发，经东南亚、印度洋，抵达红海、波斯湾。东汉时期已有关於与罗马帝国（大秦）海上交往的记载。这些路线的并存，使得即使某一条路线因政治动乱或自然原因中断，东西方交流仍能通过其他路线维持，增强了整个交流网络的韧性和活力，也促进了沿线不同文明圈（如中华、印度、波斯、希腊-罗马、草原）的互动与融合。

公元4世纪 ~ 公元10世纪

丝绸之路不仅是商品贸易通道，更是宗教、思想、艺术和技术传播的“高速公路”。佛教大约在公元前后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鸠摩罗什、法显、玄奘等僧侣沿此路求法、译经，敦煌、克孜尔等地的石窟艺术融合了希腊、印度、波斯和中国风格。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也相继东传。技术方面，中国的造纸术约在8世纪中叶因怛罗斯战役中被俘工匠而西传至撒马尔罕，随后逐步传入阿拉伯世界和欧洲，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同样，西方的玻璃制造技术、印度的制糖法、中亚的酿酒术等也传入中国。据资料显示，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以其商业才能和多语言能力，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中介，他们在沿线建立聚落，其艺术（如片治肯特壁画）和文字（粟特文）也影响了周边地区。这种深层次的文化技术交流，其历史意义远超单纯的丝绸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