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1年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荷叶塘（今属双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其家族虽非显赫，但属耕读传家。祖父曾玉屏虽文化不高，却极具远见，竭力供子读书。父亲曾麟书为塾师秀才，屡试不第，后将希望寄托于长子曾国藩身上。曾国藩幼名宽一，六岁入塾，在其父严格督导下攻读四书五经，为日后科举之路打下基础。据《曾国藩年谱》记载，其少年时资质并非超群，但学习极为刻苦，展现出异于常人的毅力和自省能力。这段早年的家庭教育与环境，塑造了他严谨、坚韧且崇尚理学的性格底色。

1830年 ~ 1838年

曾国藩开启其科举生涯。1830年，他考取秀才，随后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学习。岳麓书院是湖湘学派的重镇，其经世致用的学风对曾国藩影响深远。1834年，他考中举人。然而，其后的进士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835年和1836年两次会试均告落第。这段挫折对他打击巨大，但也磨砺了他的心志。据其家书显示，他在此期间深刻反思，学业大进。1838年，曾国藩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成功，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随后改翰林院庶吉士。这意味着他正式步入清朝高级文官的储备梯队，人生轨迹发生根本转变。

1839年

在京为官时期是曾国藩思想与学术成型的关键阶段。他供职于翰林院，得以博览群书，并师从理学大师唐鉴、倭仁等人，深入研习程朱理学，确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他每日静坐、反省，撰写《绵绵穆穆之室日记》以自律，形成了严谨克己的作风。同时，他密切关注时局，对官场的腐败和国家的积弱深感忧虑。此间，他历任翰林院侍讲、侍读、内阁学士等职，官至礼部右侍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1851年）震动朝野，为曾国藩后来创建湘军、走上历史舞台中央埋下了伏笔。有观点认为，这段京官生涯使他既具备了深厚的理学修养，也积累了中央部院的行政经验与政治视野。

1853年

面对太平军势如破竹的攻势，咸丰皇帝命在湖南老家为母守孝（丁忧）的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曾国藩深知旧式绿营兵不堪一击，决心另起炉灶，创建一支全新的武装力量——湘军。湘军的组建原则迥异于八旗、绿营：其一，以儒家知识分子（如罗泽南、李续宾、彭玉麟等）为将领骨干，强调“选士人，领山农”；其二，实行严格的乡土和宗族纽带，兵勇多来自湖南，并由营官自行招募，形成私人隶属关系；其三，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以“勤王忠君”的理学思想凝聚军心。湘军的创立，是晚清军事史上一大转折，标志着地方武装力量的崛起，也奠定了曾国藩一生事业的基础。

1854年

湘军初建即面临严峻考验。1854年，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以卫道之名率军东征。然而，初期战事极为不顺，在岳州、靖港等地连遭败绩，曾国藩一度愤而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但他并未气馁，退回长沙后重整旗鼓，大力整顿水陆两师。此后，湘军逐渐扭转战局，先后攻克岳州、武昌等重镇。1856年，曾国藩坐镇南昌，指挥全局，但其间江西战事胶着，且因无地方实权，在筹饷、用人上处处受制，处境艰难。据其书信记载，此阶段他常感“心力交瘁”，但始终坚持“打落牙齿和血吞”的韧劲，展现了卓越的逆境领导力。

1860年

这是曾国藩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清军在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彻底击溃，朝廷不得不完全倚重曾国藩及其湘军。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将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军政大权尽数交付。此举极大缓解了曾国藩长期面临的“客军虚悬”困境，使他能有效整合资源支持战争。他随即移驻皖南祁门，制定“欲拔根本，先剪枝叶”的战略，即先稳固安徽，再图苏浙，最后围攻天京（南京）。他保举李鸿章组建淮军，左宗棠经营浙江，形成了对太平天国的战略包围网。自此，曾国藩成为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最高统帅。

1861年

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兵工厂，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端。他深感西方船坚炮利的优势，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内军械所主要依靠中国自身的技术力量，尝试仿造西洋火炮、弹药乃至轮船，并成功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中国第一艘木质蒸汽轮船“黄鹄号”。尽管其技术水平和规模有限，但此举具有开创性意义，体现了曾国藩等人面对变局时的务实与革新精神。有观点认为，曾国藩兴办洋务，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统治，但其客观上引进了西方近代科技，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起步。

1864年

经过长期围困，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率领的湘军吉字营于1864年7月19日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湘军入城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天京遭到严重破坏。曾国藩在确认洪天贵福（幼天王）已突围后，向朝廷奏报“金陵克复”，标志着持续14年、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曾国藩因功被加封太子太保、一等毅勇侯，赏双眼花翎，达到个人权势的顶峰。然而，天京陷落过程中的劫掠以及关于幼天王下落和财富处理等问题，也使他一度面临朝廷的猜疑和舆论的压力，促使他此后采取更为谨慎的处世态度。

1864年

攻克天京后，功高震主的曾国藩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的历史教训，为消除清廷疑虑，主动采取自削权柄的措施。他奏请裁撤湘军主力，尤其削减其直接指挥的部队规模，仅保留部分维持地方秩序。同时，他扶持门生李鸿章及其淮军承担后续剿捻等军事任务，实现权力过渡。在处理与满清权贵（如官文）的关系时，他也格外谦抑。这些举动有效缓解了清廷对汉族地方实力派的戒心，保全了自身和家族。学界普遍认为，曾国藩此举体现了他深谙传统政治智慧，在鼎盛时期急流勇退，避免了兔死狗烹的结局，也为后续洋务派官员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1865年

太平天国失败后，北方的捻军成为清廷心腹之患。1865年，清廷命曾国藩接替阵亡的僧格林沁，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主持剿捻。曾国藩采取“以静制动”的战略，计划利用黄河、运河等天然屏障构筑防线（河防之策），限制捻军流动作战。然而，此战略初期效果不彰，捻军多次突破防线，朝野议论纷纷。加之曾国藩北上后，与地方官员协调不畅，且其身体每况愈下。1866年，在剿捻未见决定性成果的情况下，他自感力不从心，上疏请辞，清廷顺势改派李鸿章接办。剿捻的受挫是曾国藩晚年一次重要的军事挫折。

1867年

回任两江总督后，曾国藩将主要精力转向洋务建设和处理涉外事务。他支持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并扩大金陵机器制造局。在对外交涉中，他延续了“恪守条约”的务实方针，力图避免冲突。1870年，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发生，民众因怀疑天主教堂拐卖人口而焚毁教堂，打死外国领事等人。清廷急调曾国藩前往处理。他经过调查，迫于列强压力，最终处决了16名中国民众，并对外赔款、遣使道歉。这一处理结果使其背负“卖国”骂名，舆论哗然。曾国藩本人也深感屈辱和无奈，自认“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此事对其晚年心境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