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 ~ 1957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个中长期规划，其编制工作始于1951年，历时四年多，最终于1955年经全国人大正式通过。该计划以苏联援助的156个重点项目为核心，重点发展重工业，包括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制造等基础产业。据资料显示，苏联专家在计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提供了大量技术和管理支持。计划期间，中国建立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鞍山钢铁公司等骨干企业，并开始了宝成铁路、武汉长江大桥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到1957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5%，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有观点认为，该计划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对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有所忽视。

1958年 ~ 1962年

第二个五年计划（“二五”计划）原定于1958年至1962年实施，但其执行受到“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干扰。计划原本继续强调重工业发展，并提出了“十五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然而，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运动打乱了原定计划，导致高指标、浮夸风盛行，资源被过度集中到钢铁生产（如全民大炼钢铁），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比例。据资料显示，这一时期 coupled with 自然灾害，导致了1959-1961年的严重经济困难。原“二五”计划指标大多未能完成，1960年苏联撤回专家更是雪上加霜。有观点认为，“二五”时期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遭受挫折最严重的阶段之一，国民经济经历了巨大波动。

1966年 ~ 1970年

第三个五年计划（“三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由于国际形势紧张，特别是中苏交恶和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升级，“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从最初的“解决吃穿用”转变为以“备战”为中心。计划重点进行“三线建设”，将大量工业企业和科研机构从沿海迁往内陆山区，旨在建设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据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在四川、贵州、陕西等地建设了许多国防科技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如成昆铁路。然而，“文革”的动乱严重冲击了经济建设，许多项目效益低下，国民经济比例再度失调。有观点认为，“三线建设”虽然具有战略防御意义，但也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经济效益损失。

1971年 ~ 1975年

第四个五年计划（“四五”计划）继续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执行，并延续了“三五”计划的备战方针。计划初期仍然提出了过高的发展指标，例如要求到1975年钢产量达到3500-4000万吨。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和管理混乱，这些高指标并未实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压缩了一些过高指标，并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据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在外交上取得突破（如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为后续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创造了条件。到1975年，在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下，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整顿工作随后又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中断。

1976年 ~ 1980年

第五个五年计划（“五五”计划）跨越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关键时期。计划的前半段（1976-1978年）受到“洋跃进”的影响，提出了建设“十来个大庆”等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五五”计划的后半段成为经济调整和改革探索期。农村改革开始起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局部地区试行。据资料显示，这一时期还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标志着对外开放迈出关键一步。到1980年底，国民经济在调整中逐步恢复，为后续的“六五”计划奠定了改革基调。

1981年 ~ 1985年

第六个五年计划（“六五”计划）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第一个在制定后正式公布的计划。计划强调“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致力于解决历史遗留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农业改革全面铺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城市改革开始试点，扩大企业自主权。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沿海开放城市设立。据资料显示，“六五”期间，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都达到11%左右，国民经济取得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长期存在的商品短缺问题得到初步缓解。有观点认为，“六五”计划的成功实施，坚定了中国推进改革开放路线的信心。

1986年 ~ 1990年

第七个五年计划（“七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计划提出了“逐步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的目标。价格改革“闯关”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试图理顺扭曲的价格体系，但引发了198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和抢购风潮。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成为后期的工作重点。据资料显示，“七五”后期，由于国内外复杂因素（如通货膨胀、政治风波），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然而，基础设施建设，如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仍然得到加强。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也在1990年宣布，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有观点认为，“七五”时期是改革进程中的一次重要探索和调整期。

1991年 ~ 1995年

第八个五年计划（“八五”计划）是在治理整顿取得成效、改革开放动力重新增强的背景下制定的。计划初期，邓小平于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明确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极大地解放了思想，推动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得以确立（1992年中共十四大），财税、金融、外汇、企业制度等领域的改革深化。据资料显示，“八五”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之一，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12.3%，经济总量快速扩大，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有观点认为，“八五”计划的成功实施，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快车道。

1996年 ~ 2000年

第九个五年计划（“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计划期间，中国成功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了经济稳定。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各项改革深化，大量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和兼并重组，同时伴随着职工下岗分流。据资料显示，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等水利枢纽工程相继截流，高速公路网络快速发展。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提前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有观点认为，“九五”期间初步建立的宏观调控体系为后续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积累了经验。

2001年 ~ 2005年

第十个五年计划（“十五”计划）的突出背景是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计划强调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加入WTO后，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迅猛增长，“中国制造”加速融入全球产业链。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得到重点扶持。据资料显示，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十五”初期全面启动，旨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期间，中国成功应对了2003年的“非典”疫情冲击。到2005年，经济总量超越意大利、法国和英国，跃居世界第四位。有观点认为，加入WTO是继改革开放后又一次深刻的制度性开放，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2006年 ~ 2010年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从“计划”改为“规划”，反映了政府职能转变和发展理念更新）首次将发展指标分为“预期性”和“约束性”两类，突出强调了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约束性目标。计划期间，农业税被全面取消，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中国政府出台了规模达四万亿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有效缓冲了外部冲击，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据资料显示，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到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观点认为，大规模投资刺激虽然稳定了增长，但也带来了产能过剩和债务杠杆上升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