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年07月

公元219年七月，刘备在汉中击败曹操，自立为汉中王，封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镇守荆州。此时，关羽坐拥荆州三郡（南郡、零陵、武陵），势力达到顶峰。同年，孙权方面因刘备拒绝归还荆州（特别是南郡）而日益不满，同时曹操在汉中失利后，将战略重心东移，意图巩固襄樊防线。关羽为响应刘备在汉中的胜利，并可能为扩大战果、打通北上通道，决定发动对曹魏控制下的襄阳和樊城的进攻。据《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关羽“率众攻曹仁于樊”。这次北伐的背景复杂，既有刘备集团战略扩张的需求，也与荆州地区内部矛盾及孙刘联盟的脆弱性有关。

219年08月 ~ 219年10月

关羽率军北上，围攻曹仁镇守的樊城。曹操派于禁率领七军（约三万人）前往救援。时值秋季，汉水流域暴雨连绵，导致河水暴涨。关羽利用水势，命人建造战船，并趁汉水泛滥之机，对于禁军营发动水攻。据《三国志》等正史记载，于禁所督七军皆被淹没，于禁本人被俘后投降，庞德不屈被杀。此战即历史上著名的“水淹七军”，关羽威震华夏，迫使曹操一度考虑迁都以避其锋芒。有观点认为，这场胜利极大提升了刘备集团的声望，但也使得关羽的兵力分散，后勤线拉长，并为后来东吴的偷袭创造了战略窗口。曹操方面迅速调整，派徐晃率新军支援，并开始与孙权秘密联络。

219年10月 ~ 219年11月

关羽“水淹七军”后，继续围攻樊城，但曹仁坚守不退。曹操增派的援军徐晃部抵达，曹操亦亲自驻军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南）以为声援。徐晃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并未直接与关羽决战，而是逐步推进，瓦解关羽的外围营垒。与此同时，东吴孙权与曹操的联络达成，孙权决定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孙权任命吕蒙为大都督，策划袭取关羽后方。吕蒙为麻痹关羽，称病返回建业，由当时名气不大的陆逊接替其驻守陆口。陆逊到任后，写信给关羽，言辞极其谦卑恭维，进一步助长了关羽的骄矜之心。据《三国志·陆逊传》载，关羽“意大安，无复所嫌”，逐渐将后方防备东吴的兵力调往前线。

219年11月 ~ 219年12月

孙权正式决定出兵，命吕蒙为前部，率军西进袭取荆州。吕蒙将精锐士卒埋伏于船舱中，令摇橹者扮作商人，身穿白衣，昼夜兼行，溯江而上。关羽在江边设置的哨所（“屯候”）被吴军逐一拔除，以至于吕蒙军兵临南郡治所江陵城下时，关羽仍未知晓。留守江陵的南郡太守麋芳（刘备妻舅）和留守公安的将军士仁，因与关羽素有嫌隙（据载关羽北伐时，二人因军资供应不力曾遭关羽严词威胁），在吕蒙的政治诱降下，未作抵抗便开城投降。江陵与公安的失守，意味着关羽的根据地和全军家属尽落东吴之手，关羽大军顿时军心涣散，退路被截断。

219年12月 ~ 220年01月

关羽在樊城前线得知江陵失守后，急忙率军南撤，意图夺回荆州。然而，军士得知家属被吴军俘获并受到优待（吕蒙下令不得侵扰百姓及关羽将士家属）后，斗志全无，纷纷溃散。关羽退至麦城（今湖北当阳市东南）。此时，关羽已陷入绝境：西面是已投降东吴的宜都等地，东、南两面被吕蒙大军包围，北面则是曹魏的襄阳、樊城防线。据《三国志》记载，关羽曾试图突围，向上庸的刘封、孟达求救，但刘封、孟达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为由拒绝发兵。关羽在麦城虚设旌旗、假人，率少量骑兵暗中突围，沿小路向西前往益州。

220年01月

关羽及其子关平、都督赵累等率残部从麦城突围后，行至临沮（今湖北远安县西北）一带的夹石（或作“决石”）。东吴将领潘璋的部下马忠，早已根据吕蒙、朱然等人的部署，在此设下埋伏。关羽一行遭遇伏击，被擒。随后，孙权下令将关羽、关平等人处决。关于关羽被擒杀的具体地点和细节，不同史料略有出入，但结局一致。据《三国志·吴主传》载：“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关羽败亡后，孙权将首级送至曹操处，曹操以诸侯之礼将其安葬于洛阳，孙权则将身躯以诸侯礼安葬于当阳，即“头枕洛阳，身卧当阳”传说的由来。此事件标志着刘备集团彻底失去荆州，隆中对策中“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破产，孙刘联盟彻底破裂，直接引发了后来的夷陵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