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1152年

周文王，姬姓，名昌，是周朝建立前周部族的杰出领袖，被后世尊为周文王。他是季历之子，其父季历在商王武乙、文丁时期因周部族势力扩张而遭商王猜忌，据《竹书纪年》等史料记载，季历最终被商王文丁所杀。姬昌继位后，继承了周部族首领之位，其时周部族主要活动于今陕西关中平原的岐山、周原一带。周部族在姬昌祖父古公亶父时期为避戎狄侵扰，自豳迁至岐下，营建城郭，设立官职，奠定了国家雏形。姬昌继位时，周仍是商王朝西部的一个强大方国，表面上臣服于商，实则积极积蓄力量。他的继位标志着周部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日后“翦商”事业拉开了序幕。

约公元前1140年

周文王在位前期，对内推行仁政，发展生产，对外则谨慎处理与商王朝的关系。他遵循祖父古公亶父、父亲季历的治国方略，力行节俭，穿着普通人的衣服，亲自到田间劳作，以鼓励农耕。他推行“耕者九一”的税制，即农民只缴纳九分之一的收成作为赋税，远低于商朝的沉重剥削，这极大地促进了周地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繁衍。同时，他礼贤下士，广纳人才。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他为了接待贤士，常常忙到中午都顾不上吃饭，因此天下贤士多归附于周。这一系列政策使得周国国力日增，社会安定，为后来的军事扩张和制度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民心基础。有观点认为，周文王的这些政策是其“以德治国”理念的早期实践，与商纣王的暴政形成鲜明对比，为其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

约公元前1130年

周文王的崛起引起了商王朝的警惕。据《史记》等史料记载，商纣王帝辛听信了崇侯虎的谗言，称西伯（即周文王）积善累德，诸侯皆向往之，将对商不利。纣王于是将姬昌囚禁于商都朝歌附近的羑里（今河南汤阴北）。这是周文王政治生涯中的一次重大危机。在被囚禁的岁月里（传说为七年），姬昌表现出极大的隐忍和智慧。据传，他在此期间将伏羲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并系以卦爻辞，创作或整理了《周易》的核心部分，这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同时，周国大臣散宜生、闳夭等人积极营救，他们搜求美女、骏马、奇珍异宝献给纣王。纣王大喜，说：“此一物（指美女）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于是赦免了姬昌，并赐予他弓矢斧钺，授予其征伐之权。这次囚禁与释放，不仅考验了周文王，也使其声望更高，并获得了合法的军事行动权力。

约公元前1125年

获释归周后，周文王开始系统地推行其“翦商”战略。他首先向纣王献出洛水以西的土地，以换取废除炮烙之刑，此举进一步赢得了诸侯和民众的拥戴。随后，他利用纣王授予的“专征伐”之权，有计划地对商朝西部和北部的属国及敌对势力进行征伐。根据《史记》记载，他先后征伐了犬戎、密须（今甘肃灵台）、耆国（即黎国，今山西长治）、邘国（今河南沁阳）等。其中，伐耆和伐邘是两次关键战役，直接威胁到商朝的核心区域。这些军事行动不仅解除了周国周边的威胁，扩大了领土和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它们逐步剪除了商朝的羽翼，孤立了商纣王。在军事征服的同时，周文王继续推行德政，将征服的土地分封给子弟或归顺的诸侯，建立了一套以周为核心的方国联盟体系。据资料显示，到周文王晚年，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大部分诸侯都归附于周，商朝陷入空前孤立。

约公元前1115年

在军事扩张的同时，周文王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建设和人才储备。他将都城从岐山之下的周原迁至渭水流域的丰邑（今陕西西安西南），此次迁都标志着政治中心东移，更便于向东发展和对商朝施加压力。他进一步完善了官制，设立了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等官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中央官僚机构。最为后世称道的是他大力招揽和任用贤才。除了早期就追随他的散宜生、太颠、闳夭、南宫括等旧臣，他最为重要的举措是访得并重用姜尚（姜子牙）。据传说，周文王在渭水之滨遇见垂钓的姜尚，交谈后大为赏识，说：“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尊称其为“太公望”，拜为军师。姜尚在后来周朝的建立和巩固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周文王建立的这套以德政为核心、军事为后盾、人才为支撑的治理模式，为周武王伐纣成功奠定了几乎全部的基础。

约公元前1110年

周文王在完成迁都丰邑后不久去世，其具体年份史学界有争议，传统说法如《竹书纪年》推算其在位约50年。他去世后，被追尊为“文王”。“文”是谥号，取其“经纬天地”、“道德博闻”之意。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周武王继承父志，在即位后第十一年（一说为第二年），联合各路诸侯，在牧野之战中一举击败商军，纣王自焚，商朝灭亡，周朝正式建立。周文王虽未亲自完成灭商大业，但他被公认为周朝王业的奠基者。孔子对其推崇备至，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后世儒家将其与尧、舜、禹、汤并列，视为圣王的典范。他所开创的礼乐文明、德治思想以及《周易》哲学，深刻影响了此后三千年的中国政治、文化和思想史。据资料显示，后世常将周文王与商汤并称为“汤武革命”中的“文王受命”阶段，认为他承受天命，开始了革除殷命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