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5500年 ~ 约公元前3100年

在古埃及前王朝时期，尼罗河流域的农业活动开始系统化发展。这一时期，来自西亚的农业技术（如种植大麦、小麦，饲养牛、绵羊、山羊）传入尼罗河谷，与当地原有的采集渔猎经济结合。定居点主要出现在尼罗河三角洲和法尤姆地区，人们开始利用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泛滥进行简单的洪水漫灌农业。考古证据显示，法尤姆A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的居民已使用燧石镰刀收割谷物，并挖掘沟渠进行初步的水管理。农业的发展为人口增长和社会复杂化奠定了基础，是埃及文明诞生的关键经济前提。据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可能已出现对尼罗河神哈皮的早期崇拜雏形，反映了人们对河流周期性泛滥的依赖与敬畏。

约公元前3100年 ~ 约公元前2686年

早王朝时期（第1-2王朝），古埃及国家初步形成，农业成为王国经济的绝对支柱。中央政府开始组织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和土地管理，以提升农业产量并巩固王权。国王（法老）被视为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并可能设立了最早的农业管理部门。尼罗河两岸的冲积平原被系统地开垦，主要种植二粒小麦和大麦，同时亚麻的种植为纺织业提供了原料。牛和驴被广泛用于犁地和运输。有观点认为，为了精确预测尼罗河泛滥以安排农事，埃及人可能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天文观测的早期实践。农业剩余产品的集中管理与再分配，支撑了官僚体系、专业工匠和大型墓葬（如阿拜多斯和萨卡拉的早期王室陵墓）的修建，标志着社会分层和国家机器的强化。

约公元前2686年 ~ 约公元前2181年

古王国时期（第3-6王朝），埃及中央集权达到顶峰，农业管理体系高度发达。法老政府设立了名为“Per-hedj”（白屋）的国库和粮仓系统，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征收、储存和分配谷物（主要是小麦和大麦）。各州（诺姆）的长官负责监督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利维护和税收征集。典型的农具包括木制直柄犁（由两头牛牵引）、燧石或铜制镰刀，以及用于扬场的木杈。灌溉技术从依赖自然泛滥发展到修建简单的堤坝和沟渠网络（如“盆地灌溉”系统），以更有效地蓄留和分配洪水。农业丰收被视为法老神圣统治的证明，相关场景被大量描绘在王室和贵族墓葬中。据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可能已开始有组织地前往努比亚和黎凡特地区进行贸易或远征，以获取木材、奢侈品及额外的粮食补给。

约公元前2181年 ~ 约公元前2055年

第一中间期，中央王权崩溃，埃及进入一个政治分裂、气候可能异常和社会动荡的时期。有考古和文献证据（如《伊普味陈辞》）表明，尼罗河可能出现了持续的低水位期，导致农业歉收、饥荒蔓延。地方贵族割据，水利系统失修，社会秩序混乱。然而，有观点认为，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农业创新和自给自足经济发展的阶段。为了应对中央体系的崩溃，地方统治者可能更积极地管理本地资源，农民在种植策略上也可能更具灵活性。尽管总体生产力下降，但一些地区仍维持了农业生产。这一时期的困难凸显了尼罗河稳定泛滥和强大中央政权对埃及农业经济的极端重要性，为后来中王国时期水利工程的大规模兴建提供了历史教训。

约公元前2055年 ~ 约公元前1650年

中王国时期（第11-12王朝），埃及重新统一，农业迎来了恢复和重大技术发展的阶段。最突出的成就是对法尤姆绿洲的大规模开发，特别是在第12王朝法老塞索斯特里斯二世和阿蒙涅姆赫特三世统治时期。他们在法尤姆入口处修建了巨大的水利工程，包括调节水流的堤坝、运河和“莫伊利斯湖”（今加龙湖的前身）的治理，将大片沼泽地变为高产农田。这显著增加了国家的可耕地面积和粮食储备。犁具得到改进，可能出现了更易操作的带辕犁。作物种类更加多样，除了主食谷物，蔬菜（如洋葱、大蒜、黄瓜）、水果（如椰枣、无花果）和经济作物（如用于制纸的纸莎草）的种植也更加普遍。国家建立了更高效的税收和仓储体系，农业繁荣支撑了文学、艺术和对外贸易的复兴。

约公元前1650年 ~ 约公元前1550年

第二中间期，来自西亚的希克索斯人控制了埃及北部（三角洲地区），建立了第15王朝。希克索斯人引入了若干对埃及农业有长远影响的新技术元素。最具革命性的是马拉战车，虽然主要用于军事，但其相关的马匹饲养和管理技术传入埃及。此外，有观点认为，新型的青铜武器和工具制造技术，以及可能更先进的垂直织布机，也在这一时期传入。在农业方面，希克索斯人可能带来了新的果树品种或园艺技术。尼罗河三角洲在他们的统治下继续发展农业。与此同时，南部的底比斯政权（第17王朝）保持了独立，并维持着上埃及的农业生产体系。这一时期的技术交流为随后新王国时期埃及的军事扩张和经济繁荣埋下了伏笔。

约公元前1550年 ~ 约公元前1069年

新王国时期（第18-20王朝），埃及帝国达到鼎盛，农业在规模和技术上均达到古代世界的顶峰。国家组织了空前庞大的官僚机构管理农业，维西尔（宰相）下设两名官员分别管理上、下埃及的农业和税收。青铜工具（如镰刀、斧头）的使用更加普及，提高了效率。灌溉技术进一步精细化，沙杜夫（Shadoof）——一种利用杠杆原理的提水装置——在此时期末期（可能从新王国后期开始）被引入埃及，使得从尼罗河或运河向更高农田提水成为可能，扩展了灌溉范围。帝国从努比亚和西亚征服地获取大量贡赋（包括谷物、牲畜和劳动力），并开展远至蓬特（今索马里一带）的贸易以获取没药、象牙和珍稀木材。底比斯等地贵族墓葬中的壁画生动描绘了从犁地、播种到收割、酿酒的全过程，成为研究当时农业技术的宝贵资料。

约公元前1069年 ~ 约公元前332年

第三中间期和后期埃及时期，埃及政局长期动荡，先后被利比亚人、努比亚人、亚述人和波斯人统治或入侵。农业生产在波动中继续，并受到外来统治者的影响。例如，努比亚王朝（第25王朝）统治时期，加强了与非洲内陆的贸易联系。波斯帝国（第27、31王朝）将埃及纳入其庞大的行省体系，税收制度更为严苛，但同时也可能引入了波斯在水利工程（如坎儿井）方面的某些经验。这一时期，铁制工具开始缓慢传入埃及，但青铜和石器仍在农业中占主导。尽管政治不稳定，但尼罗河农业的基本模式依然顽强延续，地方神庙（如阿蒙神庙）拥有大量田产和佃农，成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中心，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

公元前332年 ~ 约公元前30年

托勒密王国时期，在希腊马其顿王朝统治下，埃及农业被纳入一个高度系统化、以出口为导向的垄断经济体系。托勒密诸王建立了严密的中央官僚系统，对土地进行详细分类（如王室土地、赠与土地、神庙土地），并实行严格的作物种植指令，以最大化经济效益。希腊移民带来了新的作物，如橄榄和葡萄，尝试在法尤姆等地区推广，并引入了更先进的榨油和酿酒技术。水利建设持续进行，法尤姆地区的开发达到新高度。最重要的是，为了服务庞大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和出口需要（特别是向罗马供应粮食），谷物（主要是小麦）生产被极度强化。国家通过实物税收集大量粮食，储存在遍布全国的标准化粮仓中。据资料显示，这一时期的农业管理文书（如纸莎草档案）数量巨大，为了解古代农业经济运作提供了极其详细的资料。

公元前30年 ~ 约公元641年

罗马统治时期及后续的拜占庭（东罗马）统治时期，埃及作为“罗马帝国的粮仓”，其农业被进一步整合进帝国经济体系。罗马当局继承了托勒密时期的许多制度，但税收更为沉重和货币化，给农民带来巨大压力。水利基础设施的维护仍然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作物种植更加多样化以适应罗马市场的需求，包括扩大葡萄园和橄榄园的种植。然而，有资料显示，从公元3世纪起，由于过度征税、官僚腐败、货币贬值以及可能的气候变化等因素，埃及农业经济开始面临压力。一些农田被抛荒，大型庄园（Latifundia）兴起。公元4世纪基督教成为国教后，修道院获得了大量土地，成为新的农业经济实体。尽管尼罗河农业体系依然运转，但其生产效率和稳定性已不如托勒密和罗马早期，这一衰落趋势一直持续到阿拉伯征服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