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7年 ~ 1068年

宋神宗赵顼即位，决心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开始物色改革人才。北宋中期，财政因“三元”（元官、元兵、元费）问题严重亏空，对外战争（如对西夏）屡屡失利，社会矛盾加剧。年轻的宋神宗富有抱负，对现状深感不满。他首先注意到在地方和中央均有出色政绩的王安石，因其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万言书”）中提出的系统改革主张而闻名。据《宋史》等资料记载，神宗即位不久即召王安石入京为翰林学士，多次与之单独讨论改革大计。王安石提出了“变风俗，立法度”的核心思想，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其激进态度与坚定决心深得神宗赏识。这一阶段为变法进行了充分的思想与人事准备，王安石被迅速提拔，为全面推行新法铺平了道路。

1069年 ~ 1070年

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核心领导机构，标志着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正式全面展开。该机构由王安石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共同主持，实际由王安石及其亲信吕惠卿、曾布等人掌控，绕过了原有的中书省和枢密院，直接策划和推行新法。首批颁布的新法主要围绕“富国”展开，包括均输法和青苗法。均输法旨在调节物资供应，由发运使根据各地产品与京师需求，灵活采购运输，以平抑物价并减少浪费。青苗法则是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钱粮，收获后加息偿还，意图取代民间高利贷，增加政府收入。然而，新机构与法令触动了原有官僚体系的权力，且青苗法在地方执行中常出现强制摊派、利息过高问题，引发朝野巨大争议。以司马光、富弼、韩琦、文彦博等元老重臣为首的保守派激烈反对，认为新法“与民争利”，扰乱社会。王安石则大力提拔支持变法的“新党”官员，罢黜反对者，朝堂党争日趋激烈。

1070年 ~ 1072年

王安石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变法进入深化与扩展阶段。此期间陆续推出多项核心新法。农田水利法鼓励垦荒兴修水利，由民户按户等出资出力，官府贷款支持，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全国兴修水利工程万余处。募役法（免役法）改革差役制度，民户按户等出“免役钱”或“助役钱”，由官府雇人服役，旨在减轻农民负担，并使官僚地主也承担役钱。方田均税法旨在清丈土地，按土质分等定税，以纠正“隐田漏税”问题，增加税收公平性。市场法则在开封设市易务，平价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赊销或出售，以调控物价，并允许商人贷款或赊购货物。这些法令体系性地触及财政、经济、社会管理各方面。同时，为强化国家控制与军事，推行将兵法（置将统兵，加强训练）、保甲法（十户一保，农闲军训，维护治安）和保马法（鼓励民户养官马）。变法在短期内显著增加了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据记载，中央积蓄可供二十年之用，但执行中的强制、腐败及增加部分民众负担等问题持续引发批评，反对声浪高涨，甚至出现因反对新法而拒绝入朝为官的官员。

1074年 ~ 1074年

变法遭遇第一次重大挫折。1074年春，华北地区发生严重旱灾，流民涌入京城。保守派借机猛烈抨击变法，认为天灾是上天对变法的警示。光州司法参军郑侠冒死绘《流民图》上呈神宗，描绘灾民惨状，直指新法之弊。此举对神宗产生巨大心理冲击。同时，后宫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高氏亦向神宗施压，认为“王安石乱天下”。在内外压力下，加之变法阵营内部出现分裂（如曾布对市易法提出异议），宋神宗动摇，第一次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外放为知江宁府。变法由韩绛、吕惠卿等人暂时维持，吕惠卿推行“手实法”（令民户自报财产以定户等），更为严苛，引发更多不满，新党内部矛盾加剧。

1075年 ~ 1076年

王安石复相，但变法已陷入困境。神宗在王安石罢相后，发现无人能如王安石般有力推动新法，且对吕惠卿等人不满，遂于1075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相。然而，此时变法面临的阻力空前巨大，神宗本人的改革决心已不如前，对王安石的信任也有所减弱。王安石与吕惠卿关系破裂，互相攻讦。同时，其子王雱病逝，对王安石打击沉重。更关键的是，变法所依赖的官僚体系在执行中扭曲政策、从中渔利的现象普遍存在，理想与现实差距巨大。1076年，天上出现彗星，保守派再次以“天变”攻击新法。心力交瘁的王安石多次请辞，同年十月，神宗最终批准其辞去相位，外放判江宁府。此后，王安石退居金陵，未再还朝。虽然神宗在王安石去职后仍坚持推行部分新法（史称“神宗改制”），但变法的“王安石时代”宣告结束。

1085年 ~ 1086年

宋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神宗去世后，年仅十岁的宋哲宗赵煦即位，其祖母高太后（宣仁太后）掌握实权。她是变法的坚定反对者，立即启用保守派领袖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人。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将新法几乎全部废除，包括争议较小的募役法也恢复差役法。这一过程迅速而彻底，甚至部分原本反对变法的官员（如苏轼、范纯仁）认为应保留某些行之有效的新法，但未被采纳。王安石在金陵闻讯，忧愤成疾，于1086年四月病逝。同年九月，司马光亦病逝。新法虽废，但激烈的党争并未平息，反而演变为此后数十年北宋政坛“新旧党争”的恶性循环，严重消耗了国力。

1093年 ~ 1125年

哲宗亲政后“绍述”神宗新法，徽宗时期新法变质，最终与北宋灭亡相关联。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意为继承神宗遗志，重新启用章惇、曾布等新党人物，恢复部分新法，并严厉打击元祐旧臣，开“党籍碑”之先河。宋徽宗即位后，初期调和两党，但很快蔡京当权，借“绍述”之名，行聚敛之实，将新法扭曲为搜刮民财的工具，如滥发当十钱、推行“西城括田所”等，导致民怨沸腾。有观点认为，王安石变法的本意虽在富国强兵，但其激进的改革方式引发的长期党争，以及后来被权臣利用，加剧了北宋后期的政治腐败与社会动荡，成为北宋灭亡的远因之一。然而，学界对此亦有不同看法，认为将北宋灭亡简单归咎于变法并不公允，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约12世纪 ~ 19世纪末

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评价经历巨大反复与争议，成为后世改革的重要镜鉴。南宋以降，主流史观（以《宋史》为代表）受程朱理学影响，多将王安石视为导致北宋党争与衰亡的“祸首”，批评其刚愎自用、引用小人。直到近代，尤其是19世纪末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寻求变革之路时，王安石及其变法才被重新发现和评价。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高度赞扬其为“完人”，称其新法“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此后，王安石常被视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其变法中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金融借贷实践（如青苗法）、社会福利尝试等，被现代学者从经济学、政治学等角度重新研究。王安石变法作为一次全面、深刻却最终失败的社会改革实验，其经验教训，如改革需兼顾效率与公平、注重吏治与执行、平衡中央集权与地方活力、处理改革与稳定的关系等，至今仍具有深刻的讨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