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9600年 ~ 约公元前8500年

在被称为“新月沃地”的广阔弧形地带，包括现今的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和伊朗西部，野生二粒小麦（Triticum dicoccoides）开始被人类采集和利用。这一地区气候温和，冬季多雨，夏季干燥，为野生谷物的生长提供了理想条件。采集狩猎人群在季节性迁徙中，有意识地返回这些野生麦田进行收割。据考古学和遗传学研究显示，这一时期的采集者可能已经开始对野生麦丛进行初步的管理，例如清除竞争植物或保护特定区域，但尚未进行有意的种植。纳图夫文化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代表，他们建立了半永久性的定居点，并使用石制镰刀和研磨工具处理谷物。这一漫长的接触和利用过程，为后续的驯化奠定了知识和实践基础。

约公元前8500年 ~ 约公元前7500年

在“新月沃地”的核心区域，特别是土耳其东南部的卡拉贾达格山区及其周边，发生了对野生二粒小麦的关键驯化事件。驯化的核心标志是基因突变导致麦穗的“碎粒性”丧失，即麦粒成熟后不再自动从穗轴上脱落，而是需要人力敲打才能脱粒。这一性状对野生植物是致命的，因为它阻碍了种子传播，但对人类收获却极为有利。据遗传学证据指向，这一关键突变可能只发生了一次或少数几次，随后通过人类有意的选种和播种迅速传播。考古遗址如土耳其的恰塔尔胡尤克、叙利亚的阿布胡赖拉和约旦的艾因加扎勒，出土了具有非碎粒性特征的炭化麦粒和穗轴。这一驯化过程与定居农业社会的出现同步，标志着人类从食物采集者向食物生产者的根本性转变，是社会复杂化的基石。

约公元前7000年 ~ 约公元前6000年

驯化后的二粒小麦（Triticum dicoccum，又称Emmer wheat）从新月沃地核心区向周边地区广泛传播。一条路线向东传入伊朗高原，进而抵达印度河流域；另一条路线向西经安纳托利亚传入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与此同时，在里海西南岸和外高加索地区，另一种重要的小麦——普通小麦（或称面包小麦，Triticum aestivum）的祖先种出现。据遗传学研究普遍认为，普通小麦是驯化的二粒小麦与另一种野生禾本科植物粗山羊草（Aegilops tauschii）自然杂交后，染色体加倍形成的异源六倍体。这一杂交事件可能发生在人类耕作的田边，其产生的后代结合了二粒小麦的产量潜力和粗山羊草的广泛适应性（尤其是对较冷气候和不同土壤的耐受性），为小麦向更广阔地域的传播提供了关键遗传基础。

约公元前6000年 ~ 约公元前3000年

随着农业技术的传播和人口的迁移，小麦成为欧亚大陆多个古代文明的经济基础。在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依靠大麦和小麦（主要是二粒小麦）灌溉农业，支撑起了乌鲁克、乌尔等早期城邦，并催生了文字（楔形文字）、复杂的社会分工和神庙经济。在古埃及，尼罗河定期的泛滥为小麦（主要是二粒小麦，后来也有普通小麦）种植提供了肥沃的淤泥，丰饶的收成是法老政权和金字塔建造的物资保障。小麦也经安纳托利亚传入欧洲，成为线纹陶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标志性作物。在这一漫长时期，农民通过持续选育，进一步改良了小麦品种，提高了产量和适应性。有观点认为，对小麦等谷物的依赖也带来了新的健康挑战，如龋齿率上升和饮食多样性降低，但总体上极大地促进了人口增长和定居社会的稳定。

约公元前3000年 ~ 约公元前1000年

小麦继续向旧大陆各个角落扩散，并深度融入各大文明的农业体系与文化。在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小麦与大麦、豆类一起构成主要农作物，支撑了规划严整的城市如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在中国，小麦最晚在商代（约公元前1600-1046年）已从西亚经中亚草原通道传入黄河中下游地区，但最初种植规模可能有限，粟和黍仍是主导作物。据考古发现，中原地区在二里头文化（夏代？）和商代遗址中已发现炭化小麦遗存。在古希腊和罗马，小麦（特别是普通小麦）是城邦和帝国经济的支柱，关乎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罗马帝国建立了庞大的粮食供应网络，从埃及和北非行省向罗马城运输小麦。这一时期，与小麦种植配套的犁耕、灌溉、轮作等农业技术也得到显著发展。

约公元前1000年 ~ 约公元500年

在古典时代，小麦的种植范围持续扩大，品种进一步分化。在欧洲，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小麦种植技术向北向西传播至不列颠和高卢地区。在亚洲，小麦沿丝绸之路继续东传，在中国汉代（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得到进一步推广，尤其是在北方旱作农业区。据《氾胜之书》等汉代农书记载，当时已对小麦的播种时令、田间管理有了系统认识。普通小麦因其更好的加工品质（更适合制作发酵面包）而逐渐在地中海世界和欧洲取代二粒小麦的地位。与此同时，小麦在宗教和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日益凸显。在古埃及，小麦与复活神奥西里斯相关联；在犹太教和后来的基督教中，小麦是无酵饼和圣餐仪式中“生命之粮”的象征。小麦的丰歉直接影响到帝国的兴衰，例如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北非粮产区的动荡不无关系。

约公元500年 ~ 约公元1500年

中世纪时期，小麦在欧洲成为社会地位和经济价值的标志。优质耕地主要用于种植小麦，而黑麦、大麦等则多种于贫瘠土地。以小麦面粉制作的白面包是贵族和富人的专属，普通民众多食用掺杂黑麦或麸皮的“黑面包”。欧洲的庄园经济和三圃制（将土地分为春播、秋播和休耕三部分）围绕小麦等谷物生产组织。在中国，经过唐宋时期的发展，小麦在粮食体系中的地位显著上升，特别是在北方，形成了“南稻北麦”的格局。南宋《陈旉农书》和元代《王祯农书》都对小麦栽培有详细论述。据研究，中国在唐宋时期可能已培育出更适合本土环境的地方品种。伊斯兰黄金时代（8-13世纪）的农学家，如伊本·瓦希亚，在其著作中系统总结了包括小麦在内的作物知识与灌溉技术，这些知识后来影响了欧洲。哥伦布大交换后，小麦被欧洲殖民者引入美洲新大陆。

约公元1500年 ~ 约公元1800年

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小麦全球传播的新阶段。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将小麦引入美洲的墨西哥、秘鲁及后来的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北美东海岸的英国殖民者也早期即开始种植小麦。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对土著农业生态系统的改造。与此同时，欧洲内部的农业革命悄然发生。在荷兰和英国，轮作制得到改进（如诺福克四圃制），引入了苜蓿、芜菁等作物，减少休耕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小麦产量。新品种的选育虽然缓慢但持续进行。有观点认为，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为欧洲人口增长和后来的工业革命提供了部分前提条件。在中国，明清时期随着人口压力增大，小麦作为越冬作物与夏季作物（如大豆、粟）轮作，在两年三熟或一年两熟制中扮演关键角色，进一步提高了土地产出，支撑了庞大的人口基数。

约公元1800年 ~ 约公元1940年

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小麦生产经历了机械化、全球化和科学育种的初步变革。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和俄罗斯，随着铁路建设和蒸汽船的使用，大片草原被开垦为“世界粮仓”，大规模机械化农场出现，利用收割机、打谷机等大幅提高效率。这些新产区的小麦通过全球贸易网络运往欧洲工业国。孟德尔遗传学的重新发现为科学育种奠定了基础。20世纪初，日本科学家坂村徹提出了小麦染色体组分类体系（A、B、D等）。更重要的是，美国农学家诺曼·博洛格等人在墨西哥利用日本矮秆品种“农林10号”与当地高产品种杂交，于1940-50年代开启了培育半矮秆、抗倒伏、高肥效小麦品种的“绿色革命”前期工作，这为应对二战后全球粮食危机埋下了伏笔。